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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靠着连续几代或主动或被动抠搜的皇帝，老刘家才将天下民心牢牢攥在了手中，即便面临吴楚七国之乱那般，大半个国家陷入叛乱的情况下，依旧能够强硬的坐稳天下。

　　就连大兴土木，于长安城以西兴建建章宫，以为居所的武帝爷，之所以能在晚年凭借一纸罪己诏，将天下逐渐涣散的民心收拢回来，也与汉初这几位皇帝的‘抠搜’太不开干系。

　　从后世的角度来看，武帝后期的状况或许也就那么一回事；但实际上，武帝后期，被频繁的战争和逐渐繁杂的苛捐杂税折磨的底层百姓中，已经出现了农民起义！

　　注意，不是趋势，是已经起义了！

　　若猪爷最终没有下那封罪己诏，只怕那伙起义军，在历史上就不会再被笼统的称之为‘乱军’，而是被某位史官单立一侧列传，如‘x胜x广列传’了！

　　能凭借道歉让社会重回安稳，这种事在历史上也只可能发生在汉室，发生在文景二代皇帝之后五十年以内。

　　后世物论中，文景二帝自然是勤俭持家，抠抠搜搜攒下与匈奴决战经费的正面形象；而武帝猪爷，则是在鼎盛的武功之余，落下一个‘铺糜喜奢’的负面评价。

　　而在刘弘眼中，无论是三菜一汤的文帝刘恒，还是硬生生玩儿烂国家经济的武帝刘彻，都不是好的参考对象。

　　物极必反。

　　好的事到了极致，就必然会引发坏的结果，而坏的事到了极致···

　　即便有了好的结果，那过程也很淦。

　　如勤俭节约的文景二帝，自是为汉室留下了‘简约质朴’的官场作风；但最终，汉室基层的政府部门，却都成了‘绝对不能修’的烫手山芋！

　　为了保全官声，官员非但不敢翻新维护政府建筑，甚至还会在期间刻意制造几出因‘年久失修’而导致坍塌的小事件，以此来彰显自己两袖清风，为国为民。

　　等下一任官员上任，看着残破的部门建筑，更是会因为顾忌‘大兴土木’的谴责，而坐视建筑继续残破。

　　看上去，这番姿态确实在民间竖立的‘官家人都是好人’的固有印象，减小了地方行政阻力，提高了行政效率。

　　但比起这点好处，其弊端更是令人无法接受。

　　且先不提如此表面之下，会有多少官员在满是补丁的衣服垫一层蜀锦，光是政府建筑破败而导致的政府威权损失，就让刘弘放弃为自己设立文帝那样的人设。

　　残破的政府建筑，某种程度上会透露出一种‘国家贫穷’的讯息，从而延展出‘国家羸弱’的讯息。

　　这就与刘弘地主张所不符了——刘弘不是地主豪强，汉室不是世家宗族！

　　铺张浪费固然可耻，但也完全不需要低调做人，奉行什么‘财不外露’。

　　作为一个统一的华夏政权，刘弘应该做的是让汉室百姓时刻感受到：国家真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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