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宣传贷款，带着早已写好的文契，让农户们按手印。

　　县衙里的那些胥吏，本就是最下一级征收赋税的人员，去本县下辖的乡里，都是轻车熟路。

　　府衙里的胥吏主要是跟着县衙的胥吏，监督他们不要私自修改利率以谋取私利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各种复杂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。

　　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此时大部分的百姓，都是不相信官府的。

　　这时候又不像后世，全民接受义务教育，都懂得自己的利益和义务。

　　再加上这个时代的税率确实不低，底层官吏还各种盘剥，导致很多百姓视官府如仇敌。

　　本来夏天歉收，很多宋州百姓都眼巴巴地等着官府减免夏税。

　　可减免夏税的皇帝敕令没下来，郭荣倒是派了陶文举这酷吏下来。

　　陶文举自然懂得这时候百姓的习性，先打死十来个人，挂城门示众，来个下马威，这样后续就好弄了。

　　很多百姓自然是担惊受怕，准备卖儿卖女卖地凑钱交税了。

　　可这时候，几天前还凶神恶煞上门催税的胥吏，突然带着看不懂的文契上门来了，说是当今节度使大发慈悲，提供分期借款。

　　只要签字画押，就能让夏税分三次还清，只不过要付出四成的利息。

　　那百姓能信吗？自然是不信的。

　　很多百姓都觉得这分期贷款和那些放高利贷的没什么区别，到最后利滚利全部家当怕是都要被夺走。

　　再加上很多地方高利贷势力，因为看到了分期贷款对他们的威胁，在暗中散播谣言，推波助澜。

　　甚至有个别县的官吏，和高利贷势力勾结起来，消极怠工，阻碍分期贷款的推广。

　　这些原因，导致借贷与民的规划，实施起来极其困难。

　　在封建时代，皇权不下县可不是一句戏言，甚至五代时期，皇权下到州一级都是很困难的。

　　不然郭荣为何要提拔任用陶文举这等人呢？还配上禁军，无非就是政令不通罢了。

　　宋州节度判官窦侃和掌书记吴观两人，为官的时间都不长。

　　两人虽然多次讨论了借贷实施计划，也预料到了上述一些情况的发生，但有些情况还是会超出他们的预期。

　　本来宋州上交夏税的额度是四万贯，吴观却建议李重进运六万贯来宋州，李重进也知道其中内情，如数调运了六万贯到宋州。

　　这多出来的两万贯，就是准备发给各级官吏的“辛苦费”。

　　因为按照贷款规划，这四万贯并不会从下层的胥吏中过一遍，每签一张文契，就把对应要缴纳的夏税放入府库之中。

　　问题是，每个县三四十名官吏，府衙一百多官吏，很多人就靠着收税捞钱呢！

　　官是有俸禄，可胥吏是没有的，胥吏们每年就这两次能稳赚钱的机会，不给他们辛苦费，谁会卖命地去上山下乡宣传呢？

　　吴观对于这些下层官吏的种种行径，自然是清楚的，也准备了对应的两万贯来填这帮人贪婪的嘴。

　　每签价值一百贯的文契，就发放五十贯给到各级官吏，还明示了各级官吏得到的比例。

　　但无论吴观如何透明公开，总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，导致计划难以顺利实行。

　　窦侃和吴观在两天前，努力收集了证据，以妨碍公务的罪名，抓了十来个胥吏，砍了六个放高利贷的富户，才让这些计划的施行稍微顺利了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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